按照新经济要求重塑产权制度(上)

中国推进新经济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企业体制适应不了新经济的要求大规模地改造中国的企业体制。这个是我们推动新经济中间似乎最难的问题。在和外国专家的讨论中间，他们也讲你们推动新经济主要有三大问题。中国的企业现在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体制都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因而这是最难。

新经济对企业的最大要求，就是必须是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因为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你就根本无法去推动这种所谓的新经济的发展，而我们现在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实际上都不是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恐怕是中国未来推进新经济的最大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现代产权制度，而我们现在的企业基本上都不是现代产权制度。所以在讨论中我曾经问过外国专家，你们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不是现代产权制度。所以在讨论中我曾问过外国专家，你们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不是现代产权制度？他们讲得很明白：你们现在的私营企业根本就不敢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和自己没有家庭血缘关系的人使用，也就是你们没有实现财产社会化，因为实际上不管是私有化还是公有化，最后都要求社会化，你就做不到社会化，没有社会化你就根本不是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衡量标准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实现产权社会，没有社会化，你的企业就不行；你们哪一个营企业也不是现代产权制度。所以看来，中国恐怕未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必须要解决现代产权制度的问题。这也是阻碍我们企业发展的最难的问题。由此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新经济要求来看，什么叫现代产权制度？我们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向在哪里？从新经济的角度来看，所谓现代产权制度有五条内容。

1、产权是纯粹的经济性产权
这一条就是说，你这个企业的产权是纯粹的产权，也就是我们讲的经济性产权，而不是附带有其他任何东西的产权。用这一条来衡量我们国有企业，发现国有企业是不行的，因为国有企业根本就是纯粹的产权，不是一种经济性产权，因为它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历史负担问题，历史负担现在非常之重。

跟国际企业比较，我们的国有企业有四大负担，第一个叫债务负担。债务不应该叫负担，企业都应该有债务，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债务是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有两特征，一个是负责率太高，一个是不良债务太大，这两条很厉害，所以说我们国有企业的债务是所谓的负担而不是正常的债务。

国有企业负债率现在很高，国有企业欠银行的钱一共欠了六万个亿。不仅负债率太高，同时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的比重太大？主要是体制原因，因为反正银行是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国家的，还不还债也无所谓，因而应有的利益约束就没有。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想解决，大家知道我们为此搞了好多改革，其中一个改革就是担保制，你给我找到了担保才能搞到贷款，结果担保制也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国有企业，你被担保的也是国有企业，银行也是国家的，因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最近大量的不良债务爆发，都与这个制度本身有联系。

前年的时候我们搞过一个重组案例，什么重组呢？一个上市公司搞得很不错，市政府控股了78%，市政府认为这个企业很好，就把另外一个企业拨给他重组，这个被重组企业是亏损企业，划拨的时候找到我们，要我们去搞这个方案，我们一看，搞重组还可以，因为它们是上下游产品的企业，所以同意帮助他们搞重组。重组的时候，我们还是严格按国际惯例办的，债务怎么办，人员怎么办，都搞得清清楚楚的，结果很快重组就完成了。重组之后仅半年时间，这个被重组的企业就开始走出困境，当时有关新闻机构还发了消息，认为重组是解决一些国有企业问题的很重要的方法之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年年底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谁也没能想到与这个上市公司重组的企业替别别人担保过，而且给一家的担保额度是两亿六，现在被担保的企业出问题了，银行追究责任追到了担保企业，担保企业被重组了就追到上市公司这里。当时在搞重组时没有这个担保呀，所以这们课题组就把原来的老总叫来，问他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记入会计的重大事项里边？他告诉我，记什么？我们的企业是国家的，被担保的也是国家的，就是要银行拿个表，我们盖个章就完了。而且悄悄告诉我，他当了五年老总，除了这一家之外还有两家他担保过。那些但保出现了问题，还是麻烦事。对于这家上市公司来说，仅这两亿六就是死路一条啊。后来这家上市公司找我们课题组问怎么办，我提建议，可能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这个重组案例定义为欺诈性重组，你骗了我，你替别人担保过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属于欺诈性重组，到法院起诉，如果起诉成功，把这个企业退回去，债务也就跟着走了。如果一找地方法院，院长告诉我，欺诈罪是有的，但什么叫欺诈性重组我们还不清楚，这个罪名搞清楚了才能判。法院谈妥之后，还要反复给地方政府做工作，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这样干，我说你们考虑吧，若你们不愿意这样干，不愿意干的结果就是：由于这个上市公司你们市政府控股78%，等于基本是本地的企业，因而如果你不让这个企业退回去，债务也就退不回去，这就等于本地人民要承担这两亿六，但如果让这个企业退回去破产，就等于全国人民承担了这两亿六，你们看全国人民承担好，还是酝人民承担好。他们说，那当然是全国人民承担好。一直到上一个月政府才同意这样做，结果起诉了政府的一个问题，因为让企业重组的是这个问题。若起诉成功，法院判为欺诈性重组，就可以退回去。但政府又提出来：若要退回企业，政府怎么办，政府也不能管这个企业呀！因此，后来又达成了一上默契，即在法院判之前，上市公司跟政府签了一个协议：这个企业退回去后，与上市公司已没有产权关系，但是继续由这个上市公司托管。这样一来，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是最后等于把银行涮进去了，两亿六，惨了。实行托管没问题，这个企业可以继续活下去，但钱就还不了。由这样事可以看出，不良债务在中国表现得非常复杂，恐怕追查任何一个企业都很难，主要是我们这个体制有问题。现在这种大规模的不良债务在爆发，因而在这个问题下的企业债务就不是债务而是负担。这种负担附在产权身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其结果使得产权不是纯粹的产权。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办？要解决就要钱，钱从哪里来？

债务太高搞了个债转股，债转股是把企业可以解脱出来，但没有解决钱的问题啊。为什么呢？我们准备搞两万个亿的债转股，因为国企欠银行六万个亿，把两万个亿搞成债转股等于把负债率降低1/3，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没解决。因为银行贷给企业的钱根本不是银行的钱，我们国家银行的自有资金只有一点点。1996年公布了一个数字，说我们国家银行的自有资金只有3.3%，数字一公布外国人就写文章说中国的银行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因为全世界的惯例是银行的自有资金在总资金中占的比重最低不能低于8%，低于5%就宣布破产，我们只有3.3%。为什么讲技术上讲破产呢？因为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银行，国家不破产银行就不会破产，但从技术上讲，你已经破产了。所以当时闹得我们很尴尬，为了堵住老外的嘴，就搞了两千亿的国债给了银行当资本金，其实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现在银行贷给国有企业的钱基本上是老百姓的存款，你把老百姓的存款变成股权，问题是老百姓没有成为银行的股东啊，如果老百姓成为银行的股东，银行成了国有企业的股东，这个不用拿钱。但现在仅仅是从银行里转了钱的，转了多少就等于国家向银行借了多少。这不过是换了一个负债的主体而已。那么这样搞，钱从哪里来？实际上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个小数目。钱从哪里来？这就是所谓为了实现纯粹性产权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即要解决债务负担。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是纯粹性产权，是因为有富裕人员的问题，要靠产权去养人，人太多。现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名册上就有一亿两千万人，实际上有七千万就够了，因而多了五千万。这五千万去掉，国有企业产权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产权，否则就是带有养富裕人员的产权，不是纯粹的产权，那么要减掉富裕人员，怎么减呢？政府提了个减员增效结果搞了四年多，根本减不下来，就是你可以让他不干活，但你要把他从国有企业的名册上抹掉，这是不行的，谁抹就跟谁急。最近北京不是在搞吗？先搞煤炭。现在烧气不烧煤了，人多了，要减人，但一减问题出来了。企业老总就告诉我，谁都不敢从名册上抹掉了，我抹了他，他就会用九子捅我。拿救济金，不干活可以，但你不能把我从名册上抹掉。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分配制度造成的，我们过去的分配制度给大家就是工资，工资里面没有包含三大保障的钱，一个是退休基金不在人们的工资里面，是国家养的；第二是医疗，我们是公费医疗，不在人们的工资里面；第三个是失业保障，我们不失业！结果现在这三个情况都变了，你让我走人，但我走了无法生活下溘在为我到了新单位，新单位给我从现在开始计算保障基金，不给算历史的账，那我到退位的时候根本达不到我的保障要求。因此，宁可拿救济金，也不能离开国有企业，尤其是干了二十年以上的人，根本不可能离开国有企业。因而你让我走，把我从人员名册上搞掉，对不起，谁搞我我就拿刀子捅谁，就是这样。所以北京搞个再就业中心，非常喜欢让给我们国家干了十几年的人去再就业中心，我给你三年钱，拿完钱走人，就不是我的人了，结果是这些人都不去，进来的都是给国企干了两三年的，拿了两年钱、三年钱就走了。原因在哪里？很简单，你让我走人，可以，我走，你给我算清楚你要给我多少钱，结果一算账是个很大的数字。最近我们搞了个调查，取的是中等收入水平的，结果是，十五年以上工龄的人最少要给五万。如果五万可以打发人走，五千万富裕的人员，一共是两万五千个亿，钱从哪里来？所以，现在搞保障制度改革，说了半天都是钱的问题，这钱谁来掏？去年搞国有企业改革决定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讲座是很模糊。讨论的时候就有人讲，你们这些经济学家不要把这个问题讲的这么清楚人都不走，这要是讲的清楚了，那就更不走了。所以，后来提出关键是人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只要有钱，人就能走，人们也不会吊死在那棵树上。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钱，就是要解决所谓产权问题中的人多的问题，就是要钱。

第三个影响产权成为纯粹性产权的问题就是退休金问题。退休金不是企业负担，但在中国就成为企业的负担，所以退休金成为中国的国有产权不是纯粹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呢？退休金按照其本来意义讲，就是能劳动时候的积累，不能劳动了给你就是退休金。所以每个人一参加工作就有积累，那你不能劳动了就该给你这个退休金。退休金不是阻碍产权成为纯粹产权的因素，但在中国就成为了阻碍因素。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原来的国有企业连简单再生产权力都没有，给人们的就是工资，其余的钱统统让国家拿走了，应该是谁拿走钱谁支付退休金，但问题是国家没有钱了。所以后来在1987年搞了个制度，就是让各个企业自己解决自己人员的退休金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不准冲销税利，就是不准你通过减少税利来解决退休问题。这样一来，企业就只有一个办法，把退休金打入生产成本，结果造成成本太高，没有竞争力，因为已经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不能进入生产成本，在职人员的退休金可以进入生产成本。你让企业这样搞，就使我们的国有企业一点儿竞争力都没有了，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谈，结果很成问题。

现在公认的退休金欠账为两万多个亿，这个钱从什么地方来？最近大家看到不少地方闹事，工人打老总多的是，当然新闻不怎么报道。我参加了一个这种案例的调查，就是工人打老总。老总到这个企业还没有两个月，退休金他发不出来，本来原来就拖欠了，他来了以后还是发不出来，人家就打他的。后来去开座谈会，我就告诉退休人员，你们不能打老总，这不怪老总，你们辛苦了一辈子我知道，你们应当有退休金，问题是退休金不在企业里面。他们问我钱到哪去了，我说国家拿走了。他们说，那国家为什么不给我们？我说国家没有钱了。他们又问我为什么没有钱，我说早就回答你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告诉你们了，是因为过去几十扯经济发展战略失误了。战略失误的含义就是，你们的一部分劳动积累不见了。现在我们共同努力解决问题，不能打老总。没想到现在的工人的理论水平挺高的，反问我，你说的很对，我们辛苦一辈子应该有积累，这个积累国家拿走了，因为战略失误没有了，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把发展战略搞的失误了，为什么让我们承担责任？后来我说，要讲我也可以讲过你，你们是主人呢，主人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后来他们不说话了，我说我们就不谈论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的钱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受制，不解决是不行的。这是要解决的阻碍纯粹性产权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阻碍纯粹性产权形成的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企业办学校，办医院，办了一大堆社会，有社会功能的产权那就不叫产权了，产权是从来都不承担这个负担的。结果是办社会不行，就要剥离，要求都交给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统统不要，说要让我们接也可以，那给我们点钱，一个小学给我180万，一个中学给我200万，我要了，不给钱我不要。结果发现这种剥离需要付钱，一算，一共需要三千个亿，那么又是钱的问题。

总之，我们不是纯粹的产权，是一种具有搞不清楚性质的产权，就使我们无法给它界定，因而这四个方面都要肃离，剥离才是纯粹的产权，一剥离发现都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最近要进入新经济，我们很急。钱从哪里来，有了钱就些问题就都解决了。怎么办呢？最后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条办法，就是财政要负债。财政没有钱怎么办？发长期国债。现在整天发国债，尤其是向商业银行发国债，，我看银行也没有这么多钱给你了，弄来弄去，好像商业银行没有什么钱让你错了。因为发长期国债，不管是向老百姓发，还是想银行发，都是用银行的钱。向老百姓发，他们就要到银行提款，向银行发，当然是银行要拿钱，银行没有那么多的钱让你拿了。那怎么办？最近提了一个想法，就是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央行货币供应量增加了，给商业银行，然后由财政发长期国债，拿来钱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个办法了。结果一讨论大家提出来，如果发长期国债，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绝对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这样搞的结果引发了通货膨胀谁负责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是这种办法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为什么我主张这样搞这个问题呢？因为没有办法可走了。对于这样搞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个经济学理论要修改，什么理论呢？就是说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必然就引起发通货膨胀，这个要修改，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央行增加货供应量增加需求，需求就会拉动生产增加，而不仅仅拉动通货膨胀的增加。中国现在的生产供给能力很强啊，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只要现在有什么东西能赚钱，大家一拥而上两个月搞得就不赚钱了。这反映了中国现在的资源配置的能力很强。现在不是1988年了，那时我们一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引发通货膨胀，现在就一定了。因此，用发行长期国债的办法解决问题，大可不必担心，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太低了，3%都不到，连续四年通货膨胀增长都是负数。现在我们终于发现，通胀率不是越低越好，通胀率低使我们的物价连续25个月都在下降，物价下降，企业没有投资机会和商业机会，从而老百姓就没有就业机会和收增加机会。结果既没有投资需求，也没有消费需求，整个经济太冷，所以终于发现不是通胀率越低越好。我10年前的观点是，中国的驼胀率最高不要超过两位数即10%，最低也不能低于5%，因为低于5%之后，通胀率是低了，但是下岗失业人员却大量增加了，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太冷。最近我算了一下，我们通胀率从9%往下降，几乎降一百分点就增加200多万的下岗失业人员，通胀率是很低啦，问题是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产生了。当然，我们现在公布的失业率只有3.2%，但这不是我们真正的失业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统计上是把下岗和失业分开统计的，实际上下岗和失业都是没事儿干，但一分开统计失业率就很低，两会期间老外老问我，什么叫下岗？下岗是什么意思？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使用这个统计概念。把我问急了我说，下岗就是暂下来以后还要上去，就叫下岗。他说，废话，全世界失业都是暂时不来还要上来，哪个国家失业下来不上去？因此，现在是通货紧缩不是通胀，还不借这个机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解决问题，还等到何时？如果通胀率很高这个办法绝对不敢用的，现在通货膨胀这么低刚好造就了个机会，可能通过这个方式赶快解决问题，不要再犹豫了。但我发现最近经济学界有人不同意，写文批评这个观点说，中国的高通胀派给中央出馊主意，要用通胀的方式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负担问题，搞什么净产权的问题。点了五个人的名，我排在老二。后来我就讲，他点我们干什么？我不是高通胀派啊，我反对通货膨胀率越低越好的观点，但我从来没有讲越高越好，怎么能说我是高通胀派呢？我觉得现在是最好时机，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恐怕未来还真没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第二个理由就是现在通胀率太低刚好造就了机会。

我支持这样的主张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现在是“两难”的选择。什么叫“两难”的选择呢？就是在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都不好，最好都不要存在，通胀率最低，失业率也最低。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一条。全世界现在美国做到了，几乎连续七年经济高速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1998年弹劾林顿时，美国记者采访老百姓，老百姓回答连续五年都低通胀、低失业率弹劾他干什么？结果最后就是弹劾不了。为什么？经济边疆七年很好。当然，说句老实话，这并不是克林顿一个人的功劳，这个功劳是从里要开始的，所以美国人提出厚葬里根是很对的。美国这次经济的振兴，包括新经济的发展，应该归功于里根。为什么呢？因为里根上台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把原来统治总统经济顾问班子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统统赶跑啦，里根是二战之后第一个开始信奉新经济学的人，就是后来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成了总统顾问班子的主要思想倾向。供给学派的主张刚好和现在的新经济的要求吻合啦 。供给学派认为要解决问题应从供给方面解决，主要是技术创新，强行推进这一条，所以叫他供给学派。后来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都是这个观点。去年美国换了财政部长，现任财政部长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一个典型的供给派主义者，这就是说明美国的政策没变。所以不只是克林顿，里要之后的美国其他总统都是这样的。美国现在确实做到了低通胀与低失业率这两条，我们现在做不到，通胀不可能最低，失业率也不可能最低，而是这两个不好的东西还得选一个，所以叫两难的选择。

那么选哪一个好呢？我的看法是宁可选择适度通胀，也绝不能选择失业，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闹不闹事，不是看自己的利益受不受损失，主要是拿自己和别人比，我的利润受损失了你也要受损失，他心理比较平衡，一般都不会闹事，这是一个重要特征。这次降息这个特征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不到两年降了七次息。什么叫降息？降息就是把你的钱不当钱。因为我们人民币实际有三个价格：一个叫物价，就是你拿人民币能买多少东西，买的东西鑫了说明升值，买的少了说明贬值；第二个叫汇价，即拿人民币能买多少外汇，买的多了说明升值，买的少了说明贬值；第三个就叫利息，即用我的钱给我多少回报，回报低了就是贬值，回报高了就是升值。物价我们动不了，东西多了卖不掉，汇价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因而只有动利息了，结果不到两年降了七次利息，降的结果是大家的损失和1988年、1993年物价上的损失是一样的，但是大家没意见，尤其第五次降息的时候，经济学界害怕弄出来什么问题来，结果民间机构一调查，大家一看，竞然60--70%的人对此无所谓，为什么无所谓？因为对我一样对别人也一样，大家都降，我们无所谓，尤其有钱人降是更惨，他心理更平衡啦。结果再连续降。实际上这次降息大家的损失比1988年还要高，跟1993年持平。损失很大，但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意见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追求利益平衡。谁能满足这一条呢，通胀可以。通胀来的时候，人人都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它刚好维持人们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而失业就不同，失业首先打破人们之间的利益平衡，你为什么有事儿干，我为什么没事儿干？所以失业恰恰造就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利益集团，他们会说，我想干事儿你不让我干哪，结果刚好打破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如果不尽快解决我们纯粹产权的问题，最后动荡起来是不是要麻烦啊。有人写文章，说高通胀派净吓唬中央，讲失业再多就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呀，也没出什么全国性大游行，怕什么。后来讨论的时候我就讲，如果这样认为，那你是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中国现在恐怕不会因为企业这个问题产生大规模游行，因为现在有个游行法，任何人要游行必须提前两个星期到公安局去申请，只要你提出申请，咱们党、政、工、青、妇一起动手，就可以把他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条能力很强。最近又发了个文件，说任何地方发生游行，不管什么原因，先把一把手免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市里边24小时值班，常委轮流值班，一旦发现哪里要游行，赶快去发钱，一发钱就回家了。这一点确实没有问题了，不会出大规模游行的事。但是你要知道，这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啊，社会治安不好就是表现之一，很糟糕。大家看，北京市要清理外地人，结果一清理发现有143万人没有户口在北京工作了八年以上，他们不可能走了，你要清理就是动荡，最后只好收回成命，清理“三无”人员了。各个城市都清理民工，你以为这是60年代，一喊回去，大家就回去啦，农民到城里生活了七八年，不可能再回到土地上去的，要清理就开始出问题，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了。关键不在于这个地方，如果国有企业问题不尽快解决，还去搞这种事，就越搞越糟糕。最后的结果大家看，虽然没有游行的，但每个市都告急，什么集体散步出来啦 ，几十个人、成百人，既不打标语也不喊口号，在市政府门前走过来走过去交通就乱套啦，所以害得我们市政府开四个门，前门一散步，就走后门了，反映了什么呢？这个事情已经很成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啬倾向供应量，赶快解决目前国有企业的问题，那么刚好是好时机，你还不解决它干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三条理由决定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启动长期国债的机制，尽快解决国有企业纯粹产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办法是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卖掉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国有企业的非纯粹产权的问题，剥离他的负担。当然现在卖的晚了一点，我的看法是早点卖可能更好。比如最近想卖上市公司，想减持国有股，结果是想减持谁谁的股价就往下掉，搞的想减持都减持不了。如果1996年搞就好了。1996年的时候股市暴涨，多好的时机。我记得那个时候提出来是不是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让国有资产上市流通。当时算了一下账，能拿回来两万多个亿，而且国有股一流通就将过高的股市抑制下去了，同时把钱拿到了。结果害怕国有资产流失，死活不让干，发一篇社论把股市砸下来了，股市砸下来了，但没有变现成功。现在想变现，但一讲股市就掉，只要是国有股上市流通，股价肯定往下掉，老百姓明白。但还是要想办法卖掉一些国有资产，不变现，不卖不行啊。我估计如果卖得好一点，一年能拿回一万三、四千个亿，拿回钱来赶快解决历史负担问题，让国有产权成为纯粹的产权，只有这个路子走了。大家知道，最近实际上在这方面也是放得比较开了，连国家给企业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这个步子很大了，转让之后的钱解决历史负担问题。去年国企改革的决定里边提出可以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再不像过去那样，还要写上反对一卖了之，只要能换点儿钱来，赶快解决问题就行。

当然，有一件事要提出来，就是这次同意卖一点国有资产，是要解决历史负担问题，千万不要拿这个钱去修桥修路。现在发现我们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把一个好国有企业卖了，用钱全修桥修路了，结果没有解决历史问题，因为认都明白，修桥修路显得有政绩，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修桥修路是公共预算，国有企业变现解决历史负担叫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它是两本账，结果他搞在一起弄得比较麻烦。当然，有的市长明白过来了，我不应该这么干，干的结果是历史问题没解决，老要游行，他整天去发钱。

总之，看起来，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清楚了，那就是说，我们为了使我们的产权成为真正的产权、纯粹的产权，主要是要解决四大历史负担，要解决历史负担主要是钱的问题。钱从哪里来？恐怕第一靠长期国债，第二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当然，这两个办法做的结果都会导致通胀率适当上升。我估计今年上升两个百分点，从3%到5%，刚进入合理期间，也大可不必害怕，所以，大家要有一个预期，就是未来为了解决新经济问题，要尽快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非纯粹产权这个问题，恐怕通胀率的上升是必然的。昨天又发国债了，现在发国债还不向老百姓发，向银行发了，银行哪儿有钱，只能向央行搞贷款，只能这样走了。很显然，这个问题最后可以慢慢地解决。但通胀率会适当的上升，这个可能也是必然的，是要付的代价了。这是所谓我们为了促进、适应新经济，搞现代产权制度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产权必须是纯粹性的经济产权，不应该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有其他东西在里面就是真正的产权，那就不是现代产权制度，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讲主要是历史负担的消除，怎么消除，恐怕未来一段时间只能这样搞了。之是我想谈的适应新经济发展，我们加速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产权成为纯粹的产权。

2、产权必须充分体现人力资本的要求
从所谓新经济的要求来看，现代产权的第二个内容是，现代产权制度的设置过程中一定要体现人力资本的要求，也就是在所谓的新经济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表现为人，但它和货币资本具有一样的功能，也是一种资本，因此在产权制度的设置中间必须把这种人力资本设计进去，使它成为一种资本的力量进入产权。人力资本表现为人，但属于资本性质。资本的收益就不是工资，工资的劳动报酬，作为一种资本的收益，就是产权的收益，也就是在产权制度的设置中间要体现这种人力资本的要求。当然人力资本这种新概念不是过去讲的人力资源，跟人力资源不是一个概念，人力资本是指两种人：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技术创新者，也就是我们把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同称人力资本。企业家与技术创新者是一种资本，具有资本的功能，而且比货币资本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因而属于主动性资本。大家可看一下现在西方的公司设置，人力资本部就管两种人：经理阶层和技术创新者。其他的工人属劳务部门管，根本不是人力资本部管。中国的建筑行业为什么老打不过老外呢？老外的建筑待业的正式人员只有一种人即人力资本，就是所谓的经理层和技术创新者，一般工人是就地招募，在哪里搞工程就在哪里招募，因此 他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但我发现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还在研究人力资源。前一阵子北京一个单位搞了总裁班，我去看了一下，发现请的人在讲人力资源管理，结果讲了一上午都在讲工人怎么管，董事长就真皱眉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皱眉头？他说工人怎么管我会管，我现在是副老总不知道怎么管，那种技术创新的老跑怎么管我不清楚。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已经是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了，因为新经济中间人力资本的作用很大，现在民立企业不是谁出资谁就有产权，有些人参加就有产权，有些人人来了就有产权。最近工商局开会，我提出来还验什么资，注册要拿资本才有产权，这种方法本身就不符合现代新经济的要求。

我们讲现代产权制度的第二个内容，是必须要考虑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在产权中的体现。在产权中的体现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尊重人力资本应有的经济利益，这个利益就是他要有产权的收益。我看我们国有企业失误在哪里呢？就是失误在不承认这一条。企业家可能推动了几百个亿，每年的税率也可能是好几个亿，结果他的个人收入只有那么一点，因为不承认你是人力资本，就不会在产权中有所体现，所以给你的就是工资。不新生人力资本，应有的收益不给，结果就导致该给的不给，我就花那个不该花的；该给的不给，我就拿那个不该拿的，既毁了企业也毁了人。有次在香港开会他们就讨论这个问题，说中国大陆不承认资本是不行的，你不承认企业家是人力资本，不承认技术创新者是人力资本，企业是搞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尊重资本应有的收益，那是不行的。我们不仅不承认企业家是人力资本，连技术创新者是人力资本也不承认，结果才能导致国有企业里能进行技术创新者，大规模的被人家控走了。三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个内参，我说我对国有企业最担心一件事，就是最后剩下的人都是意志坚定的，但是水平比较差的，这就比较麻烦了。五年前我们讲座过一个案例，当时国家搞一个技术创新，投资一亿五，给了一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成立 了一个技术创新小组，一个姓直的工程师当了组长。技术成果快出来的时候，有人就拉这个赵工，说，赵工到我那里干吧，我给你年薪150万。赵工一想，我在这里什么时候才能挣到150万，结果就走了。走的时候技术成果没有出来，按我们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实验数据不能带走，技术资料不准带走，但不能说人走脑袋留下，结果赵工过去七个月完成了技术创新，使拉他的企业第一个的销售收入突破10个亿。我们看着干瞪眼没有办法。因为是个重要事情，作调查，所以经济学界就参与。我去找那个国有单位的老总，老总说，赵工走不怪我，为什么？因为我给上面写了一个报告，要求给赵工60万？上边不批，不批的理由是两条，第一国家投资1亿5，为什么给他个人60万？第二给了他60万别人怎么办？那很明显，他没把赵工当成人力资本，当成一般的人，所以才提这样的怪问题，那显然你不能怪我了。后来找到赵工，赵工说别说给60万，给15万都不走，但不敢拿这15万，因为我跟别人是一样的，拿了这15万，我就一点儿人际关系都没有了。结果人家就走了，因为我们明显不承认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所以才提出这样很奇怪的问题。不新生这种人力资本应有的收益，你的企业就很难搞好，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下，更是无法做到这条，搞不下去呀。所以必须承认人力资本在产权中的应有收益，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产权制度设置上能控制住人力资本。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既要尊重他的收益，调动他的积极性，同时怎么控制住他也是产权制度设置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最近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分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怎么样对人力资本在产权上实施控制，分析了一些案例。分析完之后争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不一样，日本和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和德国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后来发现在产权制度上要控制人力资本，主要是消除这个国家在企业文化方面的弊端，每个国家企业文化上的弊端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设置方案就不一样。这是不一样的原因。

现在要讨论中国是怎么回事。中国的企业文化上有些东西不好，最近在设置中发现有两个很糟糕东西。一个就是谁都想当老大，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契约关系不清楚。比如说我现在是正老总，想雇个副老总来，那你就好好当个副老总，中国人不行，他就琢磨怎么当上正老总，就折腾你。这一条必须要研究。这个问题不研究，我们企业里很难办。最近要进入WTO，我们都很高兴，据说两年内能给中国创造几十万的就业机会，而且是白领的就业机会，尤其在北京、上海、深圳可能最多。有一次我和一个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本部的部长聊天，我问他，你们在中国要创造这么多的白领就业机会，你会不会招我们大陆的人？他告诉我，他告诉我，他最喜欢招的是原来的英属殖民体系下的华人，他说这样失有两个优势，第一英语比较好，因为他的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第二他的契约观念较强，比如说你招我当副代表，我就一定把副代表当好，绝不去琢磨怎么去当正代表，但你们大陆这条不行，所以在中国的商务区里经常产生一种首席代表想雇个副代表，结果搞了不到两年首席代表就卷铺盖走人了，被招来的我们的人当首席代表了。为什么呢？他偷偷的会跟总部联系，整天折腾你。我们都很害怕你们大陆人，正事不干，整天琢磨怎么当正的老总，所以是很难受的。而且他跟我开玩笑讲，如果你们国家出口保姆，保姆都不是好保姆，因为一进人家庭都想当女主人。我就发现他对我们这种企业文化很有看法，认为我们契约观念不强，因此他提醒，你们在产权制度设置中间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否则对人力资本很难控制，这是一个不好的方面。

我们企业文化不好的方面，就是不是自己的钱老想给自己口袋里装，叫产权关系不清楚，管理又管不住，管理是会失效的，这个东西不解决产权设置就很糟糕。在开一个座谈会期间，有一个老总告诉我说，现在我的身边是一群狼。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有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副老总说要搞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绝对能赚好几个亿，但要考察市场，结果他在全中国考察市场，从昆明考察到上海，从上海考察到北京，把中国都转完了，然后告诉他说，原材料在美国，必须到美国考察，从美国回来告诉他，原材料解决不了，签单吧。实际上这个副老总从一开始就可能没想把这个事情搞好，为什么？一开始就想利用搞项目玩遍中国和美国，企业文化中的弊端里边。我告诉这位老总说，西方有个很难听的话，就是说产权制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把狼要变成狗，给你狗你不要，因为狗不会咬人，但给你狼又不能咬你自己，所以要把他变成对别人是狼，对人是狗。这就是产权制度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常说的所谓治理结构中很要研究的问题。因此，在人力资本的设置上，在人力资本的设置上，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控制人力资本。总之，就人力资本来讲，一方面是要尊重人力资本，在产权制度设置上要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在产权制度设置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怎么控制住人力资本的问题，这才是现代产权制度，否则，就不是现代产权制度。

所以，从上述角度来讲，恐怕我们对于现代产权制度中的人力资本问题必须考虑，在产权制度的设置上必须反映人力资本的要求，这样才是现代产权制度，否则就不是一个现代产权制度。前一段时间在香港我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的时候，香港企业界谈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中国推进新经济的时候，在产权制度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人力资本的问题。

3.产权必须是清晰的

现代产权制度的和第三个内容，也就是从新经济角度来看的第三个内容，就是产权必须是清晰的，不清晰是不行的，所以产权的清晰，是现代产权制度的第三个内在要求。最近我们翻了一下资料，发现国际上现在讲的产权清晰，跟我们大陆讲的产权清晰不一样，现在国际上所谈的产权清晰，是一个法律上的清晰和现实运行过程清晰的统一体，就是指这个企业的产权必须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同时在现实运行中产权也是清晰的，才能叫产权清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为什么呢？因为它法律上是清晰的，但现实运行过程不清晰。

当然，我们的私营企业也不算产权清晰，因为私营企业往往是现实运行清晰但法律上不清晰。最近我跟一些外国专家讨论为什么我们私营企业法律上也不清晰，我发现外国人研究得很深。他们认为所谓法律上的清晰，就是指民营企业应该有正常的法律地位，但你们的私营企业没有正常的法律地位。事实研究是这样。我们的宪法是修改了，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宣布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一回事儿，因此，导致了民法和刑法方面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就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受刑法保护的，但私营企业是民法保护的，这两个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例如，贪污罪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的法律界定就不一定。如果发生在国有企业，马上就可以报案，一报案公安局就可以抓人，因为贪污国有资产是触犯了刑法；但若贪污民营企业的钱，则是属于民法管的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公安局是能介入的，由法院去判，因为民法管的。同样的情况为什么是一个民法管，一个是刑法管的？就是民营企业在法律上没有获得就有的法律地位，所以也属于产权不清晰。在家看，我们现在刑法保护的仅仅是国有财产，对私人财产是不保护的，所以民营企业在产权上、法律上是不清晰的。所以，我们最近提出来要修改我们的刑法和民法。如果同样都是财产，而有的是刑法保护，有的是民法保护，那就说明私营企业产权关系并不清晰，法律上不清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我们发现我们中国的企业产权都不清晰，不过是，国有企业表现为法律上清晰而现实不清晰，私营企业表现为法律上不清晰而现实运转是清晰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它，不考虑它不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的各种企业都有一个产权清晰的问题。当然，我们这里的重点是要考虑国有企业产权清晰的问题。

如何清晰国有企业产权？我们最近提出要学外国，怎么学外国呢？就是要搞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认为外国法人治理结构很完善，所以他们企业产权清晰了。因此，我们国有企业也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搞产权就清晰了。但是，最近搞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外国人讲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不能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因为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怎么界定，而我们中国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好像还不仅仅是因为经营者和秘有者的关系问题，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是讲怎么界定清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这二者界定好，产权就清晰了。而我们现在产权不清晰不仅仅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不清晰，而是所有者这个层次就有问题。所以，有一件事外国人怎么都不理解，那就是董事长受贿，在外国人看来，董事长怎么可能受贿呢？董事长怎么可能把自己多的东西给别人，拿别人少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傻了干的事。似乎董事长行贿可以理解，董事长给政府行贿，把少的东西经政府，拿了更多的东西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对于董事长行贿外国人是根本不理解的，结果有一次开研讨会，有人告诉外国人，说我们的董事长是假董事长，这样一讲他明白了，如果是假董事长的话，那完全可以受贿。但问题是，如果董事长是假董事长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这方面有问题了，还不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问题。很显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国有企业是所有者方面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主要是我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导致了所有者这个层次有问题，最后使得企业的产权不清晰。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问题还不能光搞法人治理结构，要考虑如何从所有者这个层次解决问题，主要是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

·《新经济与企业裂变》　魏杰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