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官员制带来恶果

过去的计划经济，政企不分还表现在把应该是经济组织的企业，错误地定性为行政组织、社会组织。厂长、经理们当然也成了有行政级别的干部——“行政官员”了，这个企业是局级企业，厂长便当然是正局级官员；那个企业是副处级企业，厂长便自然成了副处级官员。这个处级企业的厂长工作有成绩，便可以入仕到上级行政管理局当个局长；局里精简机构，下来一位副处长，调到处级企业便马上可以当经理。1998年3月，上海市委组织部决定，自1998年起，上海的胃人企业与行政级别脱钩，经营者择优竞争上岗。国人中小企业凡新建、重建、改制的，经理（厂长）均竞争上网；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则开展经营者竞争上网试点，均打破“铁交椅”，这是必然来临的改革。

把企业的经营者定位成行政官员，会带来一系列的恶果。首先这样的厂长、经理的地位与待遇只能与其行政级别相对应，而不可能与其经营业绩及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挂钩。这样，一个在社会上应该十分重要，也应十分耀眼的经营者阶层，便悄然地隐入公务员队伍里，对经营者必须的特殊的激励机制也就相应地被抹煞了，使他们只能与行政官员等量齐观。于是，人们可以接受影视明星或体育明星拿高收入、高奖金，因为他们有特殊才能，可是，具有社会更需要的特殊才能的企业家的高收入问题却不能被人们所接受了。而实际上经营者是社会上一个从事极复杂、极艰巨的创造性劳动的，必须有特殊才能并作出特殊贡献的重要阶层，根本就不是行政官员。经营者阶层担子沉、责任重、风险大，在世界各国都是风险收入最高的阶层，现今的世界首富不就是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吗？经营者之所以应该并必须有高收入，是因为经营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而背离这一原则，则会严重挫伤经营者的积极性，并难以造就国家极紧缺的企业家队伍。

把企业的经营者定位成行政官员，带来的第二个恶果，是必然错误地把对行政官员的人事管理制度照搬到经营者队伍，从而搞乱经营者队伍的组织建设。如对于经营者的素质要求会被偷梁换柱地变成了对行政官员的素质要求，造成经营者与行政官员似乎可以对换轮岗，并与行政官员一样应该有任期制及交叉轮岗制；与行政官员一样应该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与行政官员一样到年龄必须“退休”；与行政官员一样，干得好当然“升官”，干坏了也没关系，反正总可以“易地做官”。结果，则是“乱点鸳鸯谱”的情况比比皆是；经营者任期化，而且是任期短、流动多，致使短期行为的经营决策到处泛滥，宝贵的经营者人才的职业寿命大大缩短，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经营人才大量转行流失。例如，邯郸钢铁公司在企业家刘汉章同志的经营管理下成了优秀企业，在邯钢出名前后，有关上级行政部门的好心“婆婆”们就不止一次地相中了刘汉章这位“好媳妇”，想“娶其过门”，升迁为厅长、局长。幸亏刘汉章同志“不识好人心”，否则一旦“花轿过门”，虽然“婆婆”们多了一个“好媳妇”，但国家却损失了一位宝贵的企业家人才。

更进一层说，企业的微观经营是一门专门化的专业知识，而且即使都以广义的管理来说，行政部门的管理是宏观的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企业的广义管理是微观的经营管理，属于经济基础领域，又怎能是一回事？此外，对企业经营者的人事管理更有其不同于对行政官员的人事管理的特点与要求：企业要求经营者必须相对稳定，必须摆脱任期制束缚，而只能由业绩来决定聘用期限，业绩优秀的企业家不应有任期的限制、年龄的制约，可以是终身的经营者。把所经营的企业不断扩大成跨地区、跨国界的集团公司便是对经营者的自然升迁。而把企业搞垮了，则自然丧失了经营事业的生命，不会有企业愿意让其“易地做官”。这一切，都是与行政官员的人事管理截然不同的。1998年，韩国大财团三美集团公司倒闭，《参考消息》刊出照片，三美集团的前副董事长徐相乐正在汉城的一家大饭店中接受侍者训练，并无退休制，更不能易地“当官”。

把企业的经营者定位成行政官员，带来的更多的恶果，则是政企不分，无法搞好搞活企业。经营者是行政官员，对行政官员的行政任命便是政企难解难分的捆绳，是套在经营者头上的“紧箍咒”。我是你任命的，必然是“要我干”，而不是“我要干”；必然是对任命我的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对企业利益负责；你要搞乱指挥、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我敢抵制你吗？如此种种，必然造成企业没有独立的法人财产经营权，不是真正的独立法人，无法自主经营。究其根源，都与把经营者等同于行政官员有关。